庐山会议探秘(二)
2012-4-20 9:4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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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探秘(二)
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2.27—3.5日)
八届六中全会以后,1959年2月下旬,毛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研究,发现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做出的关于纠正“共产风”的决定精神并未贯彻“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于是,毛于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研究纠正“共产风”的问题。
在会议中,毛对“共产风”进行了更严厉的批评。他说: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他批评说: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
他又说:我代表1000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按:当时如果谁反对刘同志推行的“共产风”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所以毛这样说——笔者注),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为了引起大家重视,在3月5日的发言中,毛严厉的批评说: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毛把“共产风”上纲为“左”的修正主义,冒险主义。他批评说: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想快反而慢。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己弄清,但根本不执行,等于放屁。毛在会上多次讲话,强调要整顿公社内部的所有制,进一步解决“共产风”问题。
一、指出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目前必须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毛说:现在,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部,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他强调,目前人民公社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有极大的重要性。这就有力地批评和纠正了刘同志所鼓吹和推行的,一律实行公社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错误做法。
二、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错误倾向。毛在分析—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后,指出: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过头热是不对的。为纠正这两种倾向,他提出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指标,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按:刘同志搞的则是:全社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各大队、各小队的收入统一交公社,支出由公社统一支配,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全公社基本一致——笔者注)
三、指出“共产风”的实质就是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毛指出:公社化后刮起了“共产风”,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他严厉批评这种行为是强盗行为,是旧社会上海青帮、红帮流氓集团的偷、抢行为。在共产党内绝对不允许这样做。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占有人民的劳动成果呢?他在一个文件批语中指出:这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想行为。(毛1959年2月28日对山西省委《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的批评)。
上海会议(1959.3.25—4.1日)
1959年3月25日—4月1日,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在会上作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会议检查了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3月30日,毛在一个文件的批注中改变了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旧账“一般不算”的规定。指出“不对,应改为旧账—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毛泽东的多封《党内通信》
毛泽东当时非常繁忙,他不仅要关注经济工作,更要把大量的心血倾注到外交、军事和思想文化建设等许多方面。当时很紧张的一块就是支持阿拉伯人民的独立运动,对美、对苏、对台政策,部署金门炮击、西藏平叛等等。毛泽东在繁忙的工作中,连续召开这么多次专门会议,可见他对此事的重视程度。可他的这番努力受到了许多人的抵制,最后他不得不于1959年3月9日、3月15日、3月17日、4月29日连续写下了多封著名的《党内通信》。其中《给基层干部的信》的开头就是“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
小结
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为了纠正某些人的“左”倾错误——浮夸风、“共产风”、穷过渡……毛泽东从马列主义理论指导,到具体政策的安排,到工作风、工作方法、无一不深邃,无一不详尽,无一不严格。有时苦口婆心,要求实事求是,把经济工作越做越细。有时疾言厉色,说,我代表1000万队干部、5亿农民呐喊……。有时和风细语,要求爱惜农民一草一木,一鸡一羊。有时大发雷霆,说,“共产风”是偷、是抢、是贼、是剥夺劳动者。有时发怨言、发牢骚,说,你们不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去到马克思那里告状。有时耐心细致不厌其烦,亲自给某些一些读书。
这些事实告诉人们,某些人的“左”倾顽症,必须下猛药,猛下药。毛泽东这样做,一则是要把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引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轨道,同时也是为培养接班人煞费苦心。毛泽东既然当时选定了他们作接班人,就要手把手地教,给他们读书、讲道理,教他们工作方法、领导艺术……。毛泽东对属下的关爱、淳厚、善良、公正、无私,将如日月江河永存!
附1958年毛泽东在河南、山东农村实地考察的照片。他是要亲自下地看的。他是农村出身,是明白种地的道理的。不象有的人靠在家里听汇报,然后把持着报纸找一帮人胡吹,给自己抬轿子。
第二、庐山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
对庐山会议,许多人认为:彭德怀的“意见书”,对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所犯错误提出批评,毛泽东容不得彭德怀,把彭德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还有一些人借此大肆渲染毛泽东专断,打击彭德怀,是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力,这些看法有失史实,有失公正。
评述庐山会议必须弄清两个前提:其一,彭德怀的“意见书”所涉及的内容及其矛头所指。其二,评判是非的标准是什么。离开这两个前提去评述庐山会议必然失去客观标准,而发生主观随意性,这就难免陷于偏见。到今天,由于庐山会议的资料仍未解密,这种偏见竟成了一种“习惯”势力。现在,我们估且就根据公开宣传的一些支离破碎的资料来拼凑一下庐山会议的历史,看看能否得出前述的结论。
一、庐山会议前
6月24日,毛泽东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陪同下,乘火车到长沙。路上同王任重谈到春秋时期秦穆公用大将孟明伐郑失败,他主动承担责任,继续重用孟明,后在讨伐晋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故事(注:自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已连续大力纠了8个月“左”倾错误的毛泽东,此时为何要讲这个故事呢?)。
6月29日下午,毛泽东在武昌乘坐的轮船上,召集各协作区主任开会。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张德生、欧阳钦、林铁等参加。会上,毛泽东提出庐山会议准备讨论的十四个题目(注:这些题目实质上反映出了庐山会议的目的)。后一起从武昌动身,上庐山开会。
二、庐山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959年7月2日—31日,在江西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庐山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的目的是分析形势,以便从“左”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对今后工作做出科学安排。会期原计划是7月2日—7月15日左右(注:这也可从李敏的回忆录中得到印证。其本定于7月中旬等毛泽东回京后举行婚礼,结果一拖再拖,直拖到8月中下旬),后延期至7月23日,后又延期至7月31日(注:之后,又进一步于8月1日—16日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
会议主要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7月2日—7月15日,到会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张德生、林铁、欧阳钦、陶铸、王任重、杨尚昆、康生、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周小舟、周惠、李锐等;第二阶段,7月16日—7月23日,增加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若干部长,国家经委、计委、建委等三个委员会的若干副主任,陈云因病未能参加;第三阶段,7月24日—7月31日,期间的7月29日宣布召开八届八中全会。
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正式开始,毛泽东做会议讲话。到会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张德生、林铁、欧阳钦、陶铸、王任重、杨尚昆等。毛泽东在讲话中对前段工作概括了三句话:“成绩是伟大的,问题是不少的,前途是光明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综合平衡、群众路线、领导、质量四个层面上,最基本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破坏了平衡。在整个经济中,综合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提出要两条腿走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是否可将过去重轻农商交的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肯定了陈云同志过去的作法。毛泽东说“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最后,毛泽东强调了团结问题。会议研究了庐山会议要讨论的问题和会议的开法。关于讨论的题目,毛泽东在6月29日初定的十四个问题的基础上增加到十九个:1、读书问题,高干读《政治经济学》,地县自编《好人好事》、《坏人坏事》和《党的政策》三本;2、当前形势问题,好转没有?何时好转?3、今年的任务问题;4、明年的任务问题;5、四年的任务问题(五年计划的框子);6、当前的宣传问题;7、综合平衡问题;8、群众路线问题;9、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质量问题;10、体制问题;11、协作关系问题;12、公共食堂问题;13、学会过日子问题(如何过日子);14、粮食三定政策问题;15、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16、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问题;17、农村党团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18、国际形势问题;19、团结问题(注:毛泽东6月29日和7月2日的两次讲话,被整理成一个讲话记录,变成十八个问题,略去了“国际问题”)。关于会议的开法,决定采取先分后合的办法,先开几天分组座谈会,讨论十九个问题,然后再用两三天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必要的文件。
毛泽东讲话后,会议围绕这十九个问题进行分组讨论。彭德怀参加西北小组讨论,同大家一道,对1958年以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和改进的建议。
7月8日,周恩来召集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康生、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等商量为会议准备文件的问题,并且确定这次会议以尽快结束为好(注:当时为何把庐山会议比做神仙会?周恩来为何也是主张会议以尽快结束为好?看下文后将有很多感受)。
7月10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会议并作长篇讲话,对全局做了归纳,指定杨尚昆、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组成起草小组,负责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准备于7月15日左右结束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对一些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不论谁批评,都要承认有缺点错误,不要戴帽子,不要一骂了之(评:为何要指出这一点?是针对哪些人指出的?)。再一次强调了党的团结问题(注:为何要反复提团结问题?),并指出:在(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个问题上,认识不一致,党内就不能团结,这是关系到全党全民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张德生、林铁、欧阳钦、陶铸、王任重、康生、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等。
7月11日晚,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主要讲了四点:1、综合平衡非常必要,过去计委对此搞得不好;2、会议不应有什么压力,什么问题都可以谈;3、去年(农业)估产过高(周小舟插话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注:周小舟在毛泽东面前说的这个“上”,是指谁人?);4、谈到蒋干的故事,说曹营的事情不好办(注:此时毛泽东为何谈起了蒋干提供了假情报和曹营情况难办的故事?);5,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注:指陈云)。谈话的气氛,轻松活泼,无所拘束。(注:毛泽东为何要找他们三人谈话?毛泽东是如何得知各小组讨论的信息的?注意谈话的气氛)。
7月12日,周小舟、周惠、李锐找到彭德怀,向他谈毛泽东前一天晚上找他们谈话的情形。彭德怀从周恩来那里开会回来,对身边的人说:想给主席写封信(注:他们三人为何单单找到了彭德怀?会议本已公开讨论了多日,即将结束,彭德怀为何在此时说出要给毛泽东写封信?为何要采取写信的方式?难道当时彭德怀感到在小组讨论会上还有许多话没说完?或是在小组讨论会上谈了自己的意见后感到了某些压力?若是,这个压力来自于哪里?或是有别的心态?)。
7月13日晚,彭德怀起草给毛泽东的信。
7月14日,《议定纪录》第一稿印发会议讨论(注:毛泽东在7月29日的讲话中有一句“头一稿,大家轰掉了”。似是这个原因导致了会议的延期)。同日,彭德怀将修改整理的信要参谋抄正,在信上署名后让参谋直送毛泽东的秘书(注:彭德怀的信见附件。从信的文采上看,本人怀疑不是彭德怀自写。若如此,那代笔又是谁呢?)。
7月16日,毛泽东只在彭德怀的信上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没做任何评论,印发到各组(注:7月14日以来,会议各组正在讨论《议定纪录》第一稿。从批示的内容来看,毛泽东似是想把彭德怀的意见作为各组讨论时的一个“参考”。因为彭德怀是在西北组,除西北组外,其它组并不知道彭德怀的意见)。会议延长一周到7月23日,参加庐山会议的一部分人员重新编组,并请在北京的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若干部长,国家经委、计委、建委等三个委员会的若干副主任,赶来庐山参加会议(注:这就是李锐所言的毛泽东为整彭德怀特意搬来的“救兵”。但从“救兵”的人员结构上来看,似与现在流传的说法不符)。这些事具体由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布置。毛泽东还特地问到“陈云病情如何,是否有可能请他来此参加七天会,请征询陈云意见”,明显是想征求陈云对前一段时间工作的看法,可惜陈云因病不能参加会议(注:这点很关键,但会议延期、重新编组、增加入会人员的内情和原因至今看不到正式资料)。
各小组讨论中,截然不同的意见很快就表现出来。一些人赞同信中观点;—些人赞成彭德怀的精神,批评信的措辞;—些人说信不在个别措辞用字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上有问题;还有的人对彭德怀的信很不满意,反应激烈,说了一些很重的话,并有人提出彭德怀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讨论中黄克诚、周小舟同意彭德怀的信的总的精神,张闻天作长篇发言明确支持彭德怀的意见。(注:目前尚见不到“反应激烈”的一些具体人的“很重”意见)。
7月19日,彭德怀根据大家的要求在小组会上对信做解释,大意是:意见书是仓促写成,提供主席参考的,文字上难免有不正确的地方;对总路线的正确性是一点也不怀疑的,大家不要误会他认为我们的党是小资产阶级的党,他是就过去一个时期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来源提出这个问题的(注:注意“截然不同的意见很快就表现出来”、“根据大家的要求在小组会上对信做解释”、彭德怀解释的内容)。胡乔木作为《议定纪录》主要起草人之一,在小组会议发言中对《议定纪录》做说明。他说《议定纪录》对成绩说得不够主要是受字数的限制,绝不是因为起草的同志在看法上有什么分歧;这次会要有有利于总结经验的空气,让参加会议的人畅所欲言,不要感觉拘束,不要一提出问题,好像就在怀疑成绩,是在把缺点夸大了,应该有什么说什么,不要戴帽子;一些讲真实情况、讲缺点错误的人,发言时往往受到顶撞,感到有一种压力,不能畅所欲言。胡乔木的这些意见,大体代表了《议定纪录》起草者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的一种看法。(注:不知胡乔木当时是否与彭德怀一个组)。
7月20日凌晨1时至3时半,杨尚昆向毛泽东汇报各组讨论的情况,毛泽东讲了四点意见:1、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2、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现在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这些事情,要实事求是。3、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4、准备和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注:这些信息意味很深。此时的毛泽东主张的是欠债要还、缺点要改、有气要泄。那些不愿承认错误也不愿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是哪些人呢?)。
7月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三个小时的长篇发言,在肯定成绩是伟大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以后,系统论列了“大跃进”以来的缺点和错误,并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肯定了彭德怀的信,对其中一些受到非议的观点进行了辩护(注:注意开的是小组会。在小组会上是向哪些人辩护呢?)。
7月22日,柯庆施、李井泉对彭德怀的批评不满,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注:那么多入会的高级领导人,只是柯庆施、李井泉这两个小人物不满吗?)。
以上这些,足见当时的争论已是相当激烈。而在此之前,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信并没表任何态,也没参加讨论会议。
7月22日晚,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碰头,商量准备第二天的大会(注:这很关键,但讨论了哪些内容,现在看不到资料。按毛泽东原来的意见,23日是要结束会议的)。是夜,毛泽东的情绪极其的烦躁,“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注:为何碰头会之后毛泽东如此烦躁?)。
7月23日会议上,毛泽东讲了话,这个讲话,明显可以看出毛泽东情绪上的烦躁,主要内容包括:1、严肃批评了两种倾向:一种是有些人触不得,对别人提的意见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希望这些人,即使一些右派材料对总路线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说的一蹋糊涂,骂祖宗三代,也要硬着头皮听(注:指有“左”的错误的一些人);一种是在紧急的关头,有的同志有些动摇。2、有话就要讲,共产党员不能明哲保身怕讲话。3、对彭德怀的一些意见表示赞同,但对个别措辞不大认可,认为一线同志工作还是努力的,前段出现的错误是工作中遇到的挫折,是工作方法问题,“小资产阶级狂热”的说法伤人了。4、对前段犯有一些“左”的错误的人,对有动摇思想的人,都不能乱扣帽子。5、犯错误是正常的,不要在挫折面前丧失信心,应总结经验,深入学习研究。6、有责任就要承担,谁的责任谁来负,都吐出来。并作了自我批评,也不太想再背黑锅了。7、进一步讲了团结的问题,强调在这关键的时候要统一思想,这是关系到全党、全民的问题。(注:讲话整理稿见附件。从讲话的内容和节奏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的情绪是很激动的,毕竟是一帮“山大王”已大吵了许多天了,且又一次延期了会议。注意毛泽东讲话的最后一句“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
这个讲话与薄一波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回顾》有许多地方是不一直的。如:薄一波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回顾》中说:“在这讲话中,还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点:‘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现在这个原则我也不放弃’;第二点:‘如果解放军不跟我走(我看解放军会要跟我走)’,‘我就跑到农村去’,‘另外组织’。这两点表明,毛主席认为彭德怀同志的信是‘犯’了他的,他已下决心进行反击!”。而毛泽东的语境是:“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这样的政府)一定灭亡、(这样的政府也)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这样的)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是会跟我走的”;“听不得坏话(注:即反对意见、批评意见或骂声)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无非是讲的一蹋糊涂,骂祖宗三代。(不过一个人要硬着头皮顶住坏话)这也难。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但)现在(我)学会了听,(学会了)硬着头皮顶住”。另外,从讲话的内容,特别是“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上,似看不出“毛主席认为彭德怀同志的信是‘犯’了他的,他已下决心进行反击!”来(注:薄一波《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回顾》中有对庐山会议的回顾,但不知当时薄一波是否也参加了庐山会议)。
7月23日,延长后的会议本应结束(注:7月16日会议延长一周后的时间是7月23日)。据毛泽东贴身士卫李银桥回忆:“……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注:这点很关键,但会议再延期的内情和原因至今看不到正式资料。是什么力量改变了会议本在23日结束和毛泽东“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的主张呢?)。
7月25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讲了四点意见:1、会议也还要继续展开,相互有什么意见都讲完,敞开来讲;2、现在要对事也要对人;3、前一段主要是纠“左”,现在要反右,因为现在右倾抬头了;4、要划清界线,要跟动摇的、右倾的划清界线。(注:这个调子显然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后确定的,但确定这个调子的内情和原因至今看不到正式资料。谁在背后起了作用呢?)。
7月26日,会议又印发了毛泽东对李云仲来信的一个很长的批语,并拟了题目《对于一封信的评论》。李云仲是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曾经担任过国家计委副局长。他的信主要是反映目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认为最近一年来,我们在工作中犯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其原因主要是在思想战线上忽视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在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即应该既反右又要注意反左)。毛泽东的批语,是作为对他7月23日讲话的补充发给与会者的。大意是:1、肯定了李云仲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的做法,并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2、肯定他对计划工作的缺点的批判很中肯,并说:“十年以来,还没有一个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工作中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3、谈到了右倾的问题:“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一九五七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基本上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犯的错误估计得过大了一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则估计得过小了一些,他们作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不很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左派与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前一时期反了8个月的左,“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注:既反左又要注意反右、既反右又要注意反左是符合唯物辩证法和思想上两条战线斗争原则的。会议上曾印发过好多右派的攻击材料。但这些动向似不是7月23日前确定的,谁在背后起作用呢?)。
7月27日,毛泽东又批示印发了几个材料。其中一个材料是江西省中级党校学员对人民公社的各种看法,如认为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公社建立得太快了,是一个“早产儿”;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是“心血来潮”;“共产风”是上面刮下来的,等等。还有一个材料是国务院秘书厅干部学习简报,认为建立人民公社的条件不成熟,人民公社的发展不符合我们党“一切经过试验”的传统;“全民炼钢”的口号是不对的,全民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以钢为纲”的口号有问题;五个并举成了百废俱兴,两条腿走路成了多条腿走路。
7月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同日,毛泽东找陈伯达、田家英谈了一次话,说:你们上庐山后表现了动摇。但是你们还是赞成总路线,赞成人民公社的。你们的意见基本上是对的,但有些话不对,方向不对,立场不对。毛泽东还谈到世界观要不断地改造,知识分子要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要经常注意不要翘尾巴,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注:毛泽东为何要单找他们谈话?是谁使他们感受到了压力?)。
7月2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了召开八届八中全会的决定(注:八届八中全会肯定是临时决定召开的,但“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的毛泽东,为何又宣布要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呢?是什么力量使他一再改变着自己的主张呢?在毛泽东之女李敏的回忆录中也提到过,其婚礼本定于7月中旬毛泽东回京后举行,后一拖再拖至8月中下旬),同时宣布八届八中全会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公开修改过去一段时间执行的“高指标”,然后向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就在八月间改过来。二是讨论究竟采取一条什么路线好。毛泽东说:“同志们,大家都扯了很久了,开一次中央全会来再扯几天,我看就差不多了。方法应该开门见山,不搞外交辞令,横直讲老实话。疙瘩不解开,不好工作。有许多疙瘩多少时候了,不是现在才有,非一朝一夕之故。当面不扯,背后又有,那怎么好办事?把一些疙瘩解开,以利于团结起来工作。”对会议文件问题,毛泽东说:“现在起草的这个东西(《议定纪录》)在搞第三稿。要搞得比较恰当,比较合乎实际,有利于团结,有利于工作。起草这个东西也是个过程。头一稿,大家轰掉了(注:这是否是会议延期的原因呢?),第二稿,看来作者本人也不满意,现在搞第三稿,这是不发表的。……发表什么呢?发表一个公报。无非是改指标,今年下半年这几个月要鼓劲,为完成这个任务而奋斗。究竟人民公社怎么办?是解散,还是维持?当前的这些问题要用公报的形式回答一下。不要很长,一两千字就够了。两个文件:一个决议,一个公报。现在这个纪要(《议定纪录》),索性改为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注:从这些讲话中可以看出,在1959年这个多事之秋,此时的毛泽东,面对这帮“山大王”,是多么的无奈)。同日,毛泽东要求将在新华社《内部参考》上刊登的三篇报道《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番禺县有些农民自办小型食堂》、《增城县重灾公社见闻》,以及《外报就赫鲁晓夫谈公社问题挑拨中苏关系》印发与会人员,并写了一个批语:“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注:注意细读这个批语)。
7月30日,杨尚昆告诉陈伯达等人,说毛主席已经要他向各组组长打招呼,以后不要再提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的事情,要他们关照一下参加会议的同志,集中力量准备开好八届八中全会。杨尚昆说,这是下停战令了(注:为何毛泽东要亲自下停战令?是谁在向胡乔木们开战?)。
7月31日,毛泽东宣布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庐山会议告一段落。直到此时为止,没有证据显示对彭德怀进行了过分的批判。
我们现在从对庐山会议的回顾中发现,庐山会议的初衷和整个过程是研究经济建设问题,特别是分析当时的形势,以便从“左”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对今后工作做出科学安排,没有什么路线斗争问题。会议在纠左的同时,“讲一点”注意出现右倾情绪和立场问题,也是完全符合唯物辩证法原则的,在党的会议上也是完全应该提出的。会议上,即使印发了一些右派的反映材料,更重一些说,即使党内彭德怀写了封信、有一些同志对前段工作进行了批评,甚至各小组发言中有激烈的争论,有人提议要解决彭德怀的问题,但直到一再延迟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7月31日结束,毛泽东都没有做出什么过激的决定,更没有要打倒彭德怀的意思。但在7月31日之后的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为什么却突然被打倒了呢?是什么原因又一次改变了毛泽东的主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