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访戈尔巴乔夫借苏联解体促中共政改
2012-4-18 1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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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访戈尔巴乔夫 借苏联解体促中共政改 2011-01-10 05:18:40 【多维新闻】广州《南方人物周刊》，在2011年最新一期以封面故事专访前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有学者认为，今年是中共建党90周年，周刊此时刊出对这位20年前导致苏共倒台的敏感人物专访，既是为当局唱好，更不乏民间要求中共实行政治改革、免遭前苏共覆辙之意，值得关注。【相关新闻： 《了望》借苏联解体解读权为民所赋】
《南方人物周刊》（下称“周刊”）以戈尔巴乔夫做封面
自从1991年苏联共产党垮台后，20年来外国媒体对曾任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专访或出版物汗牛充栋，中共媒体亦多有转载，但直接对戈氏专访并大篇幅报道却相当罕见。周刊1月4日刊出对戈氏专访引起关注，近日被不少网站转贴并引热议，有网民赞周刊“让我们再次反思历史”，更有网民呼吁：“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在哪里？”
专访长达两万字，文章以“戈尔巴乔夫 成功者失败后的20年”为题，开篇就引用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 50年前讲的话“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令人侧目。表面上，专访完全按中共的口径报道，借戈氏之口唱好中国没有步前苏联后尘，没有“亡党灭国”，且取得巨大成就；但行文仍可读得出，作者对当年一手摧毁苏共、让独裁政权分崩离析政治人物充满崇敬之情。
特别是在介绍戈氏及对俄罗斯20年来发展评述时，专访有诸多肯定，如赞美戈氏20年前推动了民意、顺应了民意、“彻底摒弃斯大林（史太林）的政治遗产”、“开启了苏联走向民主之门”、“摧毁了原来的体制，使俄罗斯人民不再忍受”等，称赞他是“推翻官僚体制的先锋，新时代的开创者”。而戈氏在采访中也强调，对当年所为“不后悔”，即使重新选择，“首要的仍是政党改革”。
对20年来戈氏一直蒙受指摘，指他摧毁了一个伟大国家，“上了美国人的当”，文章认为，“或许我们应当把他（戈氏）放入俄罗斯民主化的进程中，才能对他的历史作用有所观察”。专访更以戈氏早年任苏共总书记时一句话作全文收尾：“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和实质，是人道主义。”
戈尔巴乔夫（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1931年3月2日出生于俄罗斯南部斯塔夫罗波尔附近，苏联政治家，从1985年至1991年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还曾经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国家元首）和苏联国防委员会主席（武装力量最高统帅）。他在职时期的政策导致了冷战的结束，为此他于199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他的改革政策也使得苏联解体。
文章摘录：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引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之话）
“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和实质，是人道主义。”（引戈氏原话）
“他（戈氏）是推翻官僚体制的先锋，新时代的开创者。”
“或许我们应当把他（戈氏）放入俄罗斯民主化的进程中，才能对他的历史作用有所观察。”
“他（戈氏）推动和顺应了民意，彻底摒弃了斯大林的政治遗产；开启了苏联走向民主之门。”
文章原文：（源自南方人物周刊）
戈尔巴乔夫：成功者失败后的20年
下台近20年后，这个前苏联的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总统，似乎已被世人遗忘了，实际上他一直活跃在国际舞台上，从未停止脚步
特约撰稿 姚望 发自莫斯科 / 本刊记者 王大骐
政治之外
1997年，他带着外孙女一起上镜，为必胜客拍广告赚了16万美元，这是他第一次参与商业代言活动。而10年后，他又出现在奢侈品牌路易威登全新一季的全球广告中。
这个广告片在2007年的俄罗斯随处可见：戈氏穿着细条纹西服和大衣，坐在老式黑色汽车的后排，神情木讷、动作僵硬，在他的身旁放着一个路易威登的行李包，上面还盖着报纸和杂志。他看起来是那么的不自在， 右手紧握着车门的把手，似乎包里藏着毒药。透过车窗，外面是破败的柏林墙，就是美国总统里根曾经要求他拆除的柏林墙。
路易威登的市场总监皮尔特罗·贝卡里透露，“柏林墙的创意是戈尔巴乔夫自己的主意。” 他的这一创意犹如一则“冷幽默”，显然得到了预期的效果。
看起来戈尔巴乔夫是1991年苏联解体的最大牺牲品：丧失了曾经是世界第二大国的国家元首的政治权力，地位一落千丈，加上俄经济曾陷入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通货膨胀一度使戈尔巴乔夫每月领取的4万卢布（约合1400美元）退休金大为贬值，仅有的8万美元存款也因银行破产付之东流。
除了接拍广告，写书是戈尔巴乔夫收入的重要来源。从前苏联解体至今，戈尔巴乔夫至少已出版了10本回忆录形式的书籍，其中既包括反思苏联解体的《八月事变的原因与后果》、《不幸的改革者》，也有洞察当今俄罗斯社会的《新思路：全球化时代的政治》、《关于过去与将来》等等。
他的书以大胆新锐的观点而著称，有些内容直指当今俄罗斯政府的弊端和不足。因此，每本新书的面世，都会带来不小的影响。其中最畅销的是《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该书已成为世界各国研究冷战历史的宝贵资料。这本书让他赚到了数百万美元的版权费。2007年2月，他将新作《理解改革》作为献给自己76岁生日的礼物。
此外，到大学演讲也是他最热衷的事，“现身说法”讲述十几年前苏联解体时惊心动魄的一幕幕，是他永恒的话题。刚退位的头几年，他的演讲费可达到每场2万~10万美元，现在有些缩水，基本上是1万美元一场。
所谓“树大招风”，戈尔巴乔夫名声在外，自然也带来不少烦恼。其中最让他厌烦的就是自己的名字和肖像频频出现在伏特加酒瓶和通心粉的外包装上。2003年，戈氏索性宣布，将自己的名字和昵称统统登记注册成商标。第一家被授权使用“戈尔巴乔夫”商标的，是俄罗斯一家小有名气的伏特加酒厂。
政治选举上的不得意，使得戈氏把更多精力投入到了对环保和儿童事业的关心，因为领导、创建全球性环保组织“国际绿十字会”，安南曾向他致电表示赞扬；2004 年，他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意大利影星索菲亚·罗兰一起为俄罗斯音乐剧《彼得和狼》配音，令他意外获得了格莱美奖。
此外，戈氏在国际社会的名声很大。2005年6月，德国统一委员会向为德国统一做出卓越贡献的美国前总统布什、原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和德国前总理科尔颁发了“阿尔法检查站”德国统一奖。2008年9月，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向戈尔巴乔夫颁发了“自由勋章”，以表彰他为结束冷战做出的贡献。
他也频频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1993年发起成立国际环保组织“国际绿十字会”。1999年，联合其他诺贝尔奖得主，呼吁缅甸释放昂山素季。普京在他70岁大寿时还曾请他到克林姆林宫交流治国方针。2009年3月20日，会见奥巴马，以缓解俄美间紧张的关系，这样的影响力是俄罗斯其他政治人物罕有的。
20年回首
英国《独立报》著名记者Mary Dejevsky今年7月在伦敦的一家酒店里采访了戈氏。当时他正在那里参加每年一度的赖莎·戈尔巴乔夫儿童癌症基金会的慈善晚宴，这个以他去世妻子命名的基金会在圣彼得堡有自己的专属医院，可以一次入住80名年轻病孩。
“并且可以提供原本只有俄罗斯超级富豪的孩子们才能享受得起的医疗服务。”戈氏自己介绍道。
赖莎这么多年来始终是戈氏的最爱，这个当年曾使同时代的美国第一夫人南希·里根黯然失色的女人，拥有莫斯科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
相比于这片土地上普遍存在的早婚早离现象，他们两人自从大学第一次见面开始几乎就没再分开过，直到1999年血癌夺去莱莎的生命。多年来戈氏鲜在公共场合谈论亡妻，直到去年，他亲自献唱并出了一张名为《为莱莎而唱》的CD，里面的7首歌都是妻子生前最爱的曲子，伴奏的是俄罗斯的摇滚名星安德烈·马卡列维奇。
根据Dejevsky的描述，相比于在1991年“八一九事件”后第一次见面，戈氏略显肥胖，已不像以前那样身手敏捷，但他善意的目光和慈父般的精神气质却一点也没改变，这也曾是苏维埃政权后期最具代表性的人性化面孔。
今年对于戈氏来说，无疑是一个值得回首的日子。30年前，他第一次进入了中央政治局。25年前他作为苏联的总书记第一次提出了“改革与新思维”，试图从根本上重建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体制，彻底摈弃斯大林主义留下的政治遗产，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而20年前他成为了苏联的第一任总统。
戈氏在莫斯科大学主修法律，并于1952年在大学里加入了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他的外公潘捷列伊，在大清洗运动中未经审判就被判14年监禁，爷爷安德烈也是未受审判即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了两年的苦役。而在1933年的大饥荒中，他爷爷的5个孩子只活了他爸爸和一个叔叔。
30年代大饥荒和“大清洗”的情景，在戈尔巴乔夫幼小的心中烙下了强烈的印记。 在戈氏出任总书记以后，一次审查影片《忏悔》时，当他看到秘密警察敲一位无辜音乐家的门，要逮捕音乐家时，他“强忍住泪水”，回忆起外祖母给他讲述外祖父被捕那天晚上的事。
在大学时，在给莱莎的一封信里他曾这样写道：“周围环境之恶劣……尤其是区里上层的日常生活。陈规虚礼，等级制度，种种注定的结局，官员公开的厚颜无耻，妄自尊大……你看这里的某个首长，除了肚子之外没有任何突出之处。”
尽管已经79岁高龄，可回忆起那段岁月，戈氏依然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正如大部分的“改革派”，戈氏总喜欢把自己的初次改变，追溯至赫鲁晓夫于1956年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展开的第一次公开批评，同时他深深地被“60年代人”这个群体所吸引，他们渴望变革，并意识到真正的改革“与人无关，而与整个体制有关”。
后总统期的从政之路
自从前苏联解体、戈氏辞去总统职位后，他继续从政和推动社会变革的热情未减，先是于第二年成立了国际社会经济与政治研究基金会，简称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接着由于1990年代上半期俄罗斯转型不顺利，百姓对叶利钦政府怨声载道，戈氏寻机再起，参选1996年的总统选举。可惜所得选票不到百分之一。
他并未就此收手，2000年组建俄罗斯统一社会民主党任党首，因为他认为自己还处于政治家的“中年时期”。2001年该党并入俄罗斯社会民主党，戈尔巴乔夫担任党魁。可该党在俄政坛一直没什么影响力，2007年7月，该党被俄最高法院取缔。戈尔巴乔夫旋即在同年10月又组建了社会组织“社会民主党人联盟”。
2008年，77岁的戈氏宣布重入政坛，和50岁的亿万富翁列别杰夫合作组建新的政党--独立民主党，以参加2011年的杜马选举。这个消息曾在莫斯科政治圈激起了小小的涟漪，可惜由于普京政府出台的《政党法》的限制，目前依旧没能通过政府的认证注册。这表明了当局的一个态度，那就是减少政党的数量。
戈尔巴乔夫的政党在目前的选举社会中很难有大作为，盖因各大政党为了选票，纷纷祭起民族主义的大旗，以苏联时期和美国抗衡的实力相感召。南奥塞梯事件后，俄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升温，寻根溯源，人们把这个事件归到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则被看做导致苏联解体的责任人。
2005年10月14日，戈尔巴乔夫演讲时遭人泼水，泼水者恨恨道：“戈尔巴乔夫背叛国家、背叛党，对苏联解体负有直接责任。”
戈尔巴乔夫的这次组党，是希望占据一定的政治空间。目前自由派政党力量的式微、现政权反对派力量的薄弱，使得各方政治力量都希望能从中分一杯羹。
戈尔巴乔夫喜欢在公共场合称自己为“民主社会派”。他在2003年说：“我深信，俄罗斯需要有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行动计划。这既是对那些想要把我们拉回到旧制度去的共产党人的回答，也是对破坏了国家的叶利钦那帮自由派的回答。” 2006年他又说：“我认为最正确的思想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现在许多奉行社会发展方针的国家都在走这条道路。
对那些苛责他导致苏联解体的言论，他这19年来也一直在反思：“我们当时应该阻止它的发生，而如今，我还一直在责备自己。人们批评我当时太过优柔寡断，但实际上我们的步子迈得太大了。一个拥有如此丰富历史的国家应该逐步演变，我曾说改革需要20-30年的时间，但当时激情已经无法控制，开放和改革政策抢在了前头，大形势变成了不断加速前冲，”说到这里，他一次次用拳头敲击桌面，“只有继续，再继续。”
他也丝毫不掩饰自己对叶利钦政权的失望，尤其是“休克疗法”，使得“不稳定成了头号问题”。
去年6月，他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访问时曾抱怨：“苏联的垮台让这个国家从此变得不再重要，不再是伙伴，对美国而言失去了价值。当经济崩溃时苏联是跪着的，美国人赞赏叶利钦的所作所为。我当时就明白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对西方来说，苏联的垂死挣扎符合他们的利益。美国从此也更坚信自己应该成为一个帝国。”
的确，戈氏对那些“朋友和伙伴”的失望，在1991年的伦敦G7峰会上就开始了。当时他几乎是在乞求经济援助，以帮助其国家向新经济制度顺利过渡。可唯有与他会面的第一位西方领导人撒切尔夫人愿意帮他说话，同意的只有意大利总理安德烈奥蒂，而老布什、德国总理科尔和日本首相都表示了拒绝。美国的决策者们，早已把赌注压在了叶利钦身上。
尽管如此，戈氏在西方还是享有极高声誉。去年，为纪念柏林墙倒塌20周年，戈尔巴乔夫跨过了柏林墙旧址的标示线，在他身边是德国总理默克尔。默克尔赞颂戈尔巴乔夫是“让这成为可能”的那个人--“你勇敢地放手，让一切自然发生，那远远超出了我们所能期盼的。”
可他在俄罗斯国内却不那么受欢迎。因为戈尔巴乔夫放手所造成的，不仅仅是一座墙的倒塌，还有一个国家的灭亡。英国《金融时报》作家约翰·劳埃德撰文写道：“戈氏政治生活的悲剧，在于他的重叠视野：自己以仍未实现的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名义，对俄罗斯人的灵魂造成了严重伤害。”
俄罗斯总理普京也曾将柏林墙倒塌两年之后的苏联解体，称为20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而戈氏的亲密助手格拉契夫的话则显得更为有趣：“看起来，改造世界比改造苏联更容易。”
当时恰好在莫斯科的中国学者闻一，在后来所写的《解体岁月》一书中，这样描述听完戈尔巴乔夫电视讲话宣布苏联解体后的情形：
“我顾不上关掉电视，就匆匆下楼。院子里死一般的沉寂，只有黑暗中的树叶被风刮起的阵阵沙沙声，居民楼上的窗户已经黑了一大片，戈尔巴乔夫在电视上的出现并没有使它们再闪烁起亮光来。对这毫无表示的夜的沉默，我不习惯，也感到惊讶。我觉得，在几近消瘦的戈尔巴乔夫的身影如此凄凉地消失后，总该有点什么，嚷嚷声也好，唏嘘声也好，咒骂声也好，哪怕是窃窃私语声也好。是的，总该有点什么吧。可是，却什么也没有……”
第二天，闻一遇到一个研究共产国际运动史的年轻学者格里高利，他并不为苏联的消亡而惋惜。另一位曾经任戈尔巴乔夫农业改革私人顾问的老研究员，以及闻一的一位朋友，同样把苏联的解体和戈尔巴乔夫的下台，看成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闻一目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员、俄罗斯历史与文化研究专家，他对本刊记者说：“在评判戈尔巴乔夫时，首先不能把苏联社会和社会主义绝对化，认为它都是好的，没有一点问题。第二就是不能把戈尔巴乔夫接手时的苏联绝对化，因为当1985年3月11日他上台的时候，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许多苏联的老领导包括葛罗米科都说我们对于这个国家已经没办法了，你年轻又有实际工作经验，因此要你来接手。 戈尔巴乔夫当时也在找改革国家的出路，包括结束阿富汗战争，这是一场延续10年几乎把苏联经济搞垮的战争，根据官方数据，当时的国防预算是国家财政支出的25%。第三，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也不能绝对化。” 壮士暮年
今年2月，戈尔巴乔夫作为嘉宾上了日本SMAP组合的烹饪节目，收到了木村拓哉的献花和一只小玩具熊--“米哈伊尔”在俄语中就是熊的意思，当时陪伴他的还有孙女阿纳斯塔西娅。
戈氏不会用筷子，在节目中用刀叉吃天妇罗。当问起他平时的消遣时，他说最喜欢在大自然中散步，自己就住在山中的庄园里。当年他总是与妻子一起走二十多公里的山路。按照俄罗斯的传统，女人总是紧随在离男人身后两三步的距离。节目中的戈尔巴乔夫大部分时间眉头紧缩，但开起玩笑来却像个邻家老头，更难得地多次展露出了微笑。
明年3月2日步入80岁的戈氏生活依旧繁忙，依旧像执政时期一样半夜两点入睡。他说，“一旦闲下来了感觉会更糟。”每天清晨，他一直保持长达一个小时的6公里行走，紧接着冷热交替地淋浴。“这能使我的身体变得有条不紊，”他解释说。
他把自己旺盛的体力和坚强的意志，归结于童年时期在俄罗斯南部村庄普利沃利诺耶度过的那些岁月。“很小开始，我就从事了大量体力劳动”，他说，“尽管食物并不特别，但它们都是自然生长出来的，并且空气十分纯净。”
（参考资料：米·戈尔巴乔夫《生平与改革》第1卷，达斯科·多德尔、路易斯·布兰森《戈尔巴乔夫--克里姆林宫的异教徒》,米·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网站，最后感谢中央编译局赵永穆先生对本文的帮助）
(苏拉 编辑)
《了望》：权力要忠实于人民
闻】针对中共十八大人习近平提出的“权为民所赋”，中国官方媒体以苏联解体作为镜鉴指出，其实践路径应该从满足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做起，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能够服从和忠实于人民的意愿。 苏联解体20年之际，一部集结中国学者对苏联问题全景式分析的巨著《苏联真相》备受关注。新华社主办的最新一期《了望》新闻周刊发表署名罗海岩（新华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文章说，书中列举了许多生动的细节：
苏联干部开会一般只做两件事：一是颂扬上级领导英明正确；二是汇报如何贯彻上级意图。政权的主要支持力量全部来自体制内官僚阶层；苏共中央曾收到乌兹别克干部群众数以万计的信件，举报乌共第一书记拉希多夫的腐败行为。但这些举报信都按程序报送拉希多夫，让被告自行处理；许多改革者被称为“持不同政见者”，有的被关押劳改或送到精神病院，有的干脆被驱逐出境。虽然也喊“改革”的口号，实则以“稳定”来压制改革；国家财富控制在特权阶层手中，而特权阶层占据了庞大的既得利益后，觉得社会主义已经不适应自己巩固和扩大既得利益了，便纷纷倾向于变更社会制度。
文章说，在事变之时，苏共两千多万党员怎么都成为“冷漠的旁观者”，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呢？看了如上事例，其意不言自明。当年，1918年苏联粮食危机时，有权调拨千百万吨粮食的人民委员瞿鲁巴，在会议上饿得昏倒；列宁在处理党和政府的关系时，也曾喊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在物质极端匮乏和艰苦的环境中，苏联上下一心同甘共苦。后来终于将一个欧洲二流国家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国。哪是苏联解体前，进行问卷调查时的样子：只有7%的人认为苏共还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
文章认为，苏联沉浮的根本原因是制度问题，制度问题体现在体制机制上，而体制机制在权力运用上的表现，就是集中代表谁家的利益。中国目前存在妨碍人民行使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的诸多弊端，滥用权力、以权谋私、以权代法已经成为社会痼疾。“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让人想起苏联的兴衰健病，提示中国必须警醒。
至于如何做到“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文章认为，必须从“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和“通过选举能把权力赋予受到多数公众信任和拥戴的对象”做起。前者包括建立人民对不称职者的弹劾罢免机制，鼓励和保障人民对权力者的公开批评，以法律形式保障舆论对权力进行监督，加大政务公开的力度和质量，开辟更多的人民行使监督权力的“直通车”。而选举必须大力推进制度改革，扩大选举范围，推进人民代表的竞争性选举。
斯大林强化集权统治，最终酿成体制之弊。这种统治符合管理者利益，乐为权力阶层接受，但因权力过重且缺少监督，人民并不买账，最终形成表面歌功颂德，实则怨声载道，社会矛盾急剧叠加。人民无法参与监督，更不能批评，当失去表达意见的自由时，人民必然会疏远和憎恨。而体制驯化下，许多人养成思维简单、机械服从和虚伪做作的陋习，这个民族就不再有希望了。苏联中期以后，没有出现过与俄罗斯先前的历史伟人相提并论者，这个制度（注：苏联式社会主义制度）还有什么先进之实？ 另外，文章特别提到，据说苏联内部也曾有人想试图改革体制，但最终都被体制打败了。
文章分析，习近平提出“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有历史渊源和现实背景。在中国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中，数以千万计的先驱为国家和民族而献身，由此发展壮大的政党还有什么自己的私利呢？但历史非常严酷，每个时期都会列出一个严峻命题。文章最后说，“苏事不忘，中事之师。”中国和当年苏联有许多共同矛盾，也有许多本质不同，有信心解决“民所赋”、“民所用”，以此破解苏联解体20年之题。
“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2010年9月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讲话时提出的，突破了胡锦涛“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局限，引起舆论关注，《南方周末》将其列为“2010年最大的亮点”。
(方鸣 编辑)
习近平“权为民所赋”解读
2010-12-22 14:10:27 【多维新闻】中共十八大人习近平提出“权为民所赋”引起舆论关注。武汉大学教授虞崇胜认为，“权为民所赋”是一个复杂的权力运作体系，只有将权力属于人民、权力由人民所赋、权力为人民所用、权力为人民所督连接和结合起来，才能落到实处，进而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广东省政协主办的《同舟共进》2010年第十二期刊登虞崇胜文章，解读“权为民所赋”。文章说，“权为民所赋”所要解决的是权力来源问题，实质上是解决“主权在民”问题，也就是人民当家作主。
2009年3月，习近平（右）与胡锦涛在人大政协两会上互动。
理解“权为民所赋”，首先要明确赋权主体问题，即谁来赋权。权力是谁给予的，这是一切问题的核心。
其次，要明确赋权理由问题，即为什么要赋权。这涉及赋权的价值取向，实际上是权力正义问题。只有确立了正义的赋权理由，赋权才有意义。
第三，要明确赋权客体问题，即将权力赋予谁。这既涉及赋权的对象，也涉及权力行使主体。只有将权力赋予那些人民信任的人，人民的权力才可能被用之于为人民服务。
第四，要明确赋权形式问题，即采取什么方式进行赋权，这涉及赋权过程和赋权程序。如果没有法定的公正的赋权过程和赋权程序，就会因为程序的不公正而导致权力的异化，致使权力所有者反而被权力所奴役。
第五，要明确权力行使问题，即所赋的权力是如何行使的，是否有违赋权者的意愿，是否将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服务。“权为民所赋”如果不与“权为民所用”联系起来，赋权者往往会成为权力行使者的奴隶。
第六，要明确权力监督问题，即赋权者能否有效地约束权力行使者。如果赋权者不能有效约束权力行使者，权力行使者难免会滥用权力，整个赋权过程就会被虚置，“权为民所赋”就会沦为空话。
文章说，要真正做到“权为民所赋”，必须明确赋权主体和赋权客体，并且将授权机制、行权机制和督权机制建立起来。
在赋权主体问题上，要着重解决的是如何切实保障全体公民的各项权利和权益，切实提高全体公民的科学文化素养和参政议政能力，使他们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在赋权客体问题上，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理论修养、道德情操和管理能力，这些方面直接关系“人民主权”的实现。
在授权机制方面，中国存在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是选举制度不够健全。应该提高对选举意义的认识，完善选举过程和程序，比如规范候选人提名、实现差额选举、保证选举过程公开透明，建立一套由法律规定的授权形式和授权程序。
如果权力行使者不按权力所有者的意愿行使权力，那么赋权的目的就会落空。权力具有天然扩张的特点，因此必须制定权力行使的相关法律和制度，划定权力行使的范围和边界，促使权力行使者依法行政和依法行为。
中国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不够健全和完善，存在一些盲点和真空，诸如，由于赋权机制不完善，致使权力行使者侵害权力所有者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比如一些强制拆迁事件）；又如，由于实行统一集中的权力配置，致使权力制约权力的机制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再如，由于实行一把手负责制，结果对于一把手的制约和监督缺乏有力的措施。因此，为了有效地监督和制约权力行使者，必须建立和健全权利保障机制、权利制约权力机制和权力制约权力机制。
文章最后说，要真正做到“权为民所赋”不容易。它实际上是一场从观念、文化到制度、体制、机制以及形式、程序、过程的权力关系的重大变革，既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勇于实践的决心，还必须有切实可行的体制机制和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
2010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突破了胡锦涛“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局限。2002年12月，胡锦涛在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不久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一口号次年受到胡耀邦时期中宣部“三宽”部长朱厚泽的非议。朱厚泽认为，这只是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翻版，不提权为民所授，不讲权力来源，毫无新意。
(方鸣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