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上帝之鞭---(六)“兄弟之源”还是“族类之别”?--1

　　日本篇（一）

　　对于日本与中国自古以来的关系，现代的提法大多是：什么世代文化 “交流”， 什么两者是师生关系，什么受中国文化影响等等。当然，这些也大多是中国人自己的讲法，其实日本人还未必认可。在中国史籍中日本历来都是较重要的篇章，但我们的祖先绝非是为纪念“交流”而记录的。

　　在此，我就提供给读者一些在日本研究方面，所不常见的资料，与大家分享。

　　日本人与黄帝子孙

　　著有《魏志倭人传研究》一书的日本大森志郎，认为《三国志-魏志》和《魏略》是良心之作，“全篇略无半点虚饰伪造”。《三国志-魏志》《魏略》曾有一篇中记录了1700多年前，曹丕派使节到日本的所见所闻。全文用2000字记述到达日本诸岛的航路、距离、风土、气候，人口、外交、政情，而且描写了日本人民风俗、生活、习惯、饮食、起居等等。这是中国记载日本的第一篇专文，也是迄今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早的日本史料之一。

　　其中《魏略》有这样的记载：当时倭国（日本）“男子无大小，皆黥面而文身，闻其旧语，自谓太伯之后。”这段记载是说日本人代代口口相传，称自己是“泰伯之后”。那泰伯是何许人也呢？

　　泰伯，姓姬，是黄帝直系后裔，商代时周侯古公亶父（周太王）的长子，古汉语中“泰”同“太”，亦称太伯。在《论语》，《史记》等史典中对其均有记载。商代时，周侯古公亶父时认为能继承他事业的是少子季历，加之季历之子“昌”有“圣瑞”。所以古公亶父想把王位传给季历，再传给昌。后来证明古公亶父确实有眼光，“昌”确实实现了祖宗事业，他就是周朝周文王姬昌，他还是《周易》的编撰者。

　　由于按当时宗法“立长不立幼”，古公亶父也对“立幼”有所顾忌，所以一直没有宣布要传位给少子季历决定。然而做为长子有继承权的泰伯，是一个至孝的人，他很想成全父亲的意愿。所以就在古公亶父病重之际，泰伯以为父亲外出采药为名，把服侍父亲的职责交给弟弟季历，而他和二弟仲雍于是远离故里不归。想以此来给使父亲创造机会，以便季历顺理成章的继承大位；后来，古公亶父逝世，季历不忍两个哥哥为了自己漂泊在外，便向讣告天下，希望哥哥回国主持父亲的丧礼，并让哥哥继任大位。

　　泰伯和仲雍知道弟弟的一片好意，坚决隐遁蛮野不肯不回国，用这种方式让弟弟季历继位。于是，季历就派人到处寻找到哥哥，并劝其归国。泰伯和仲雍为了表示真心让位于弟弟，又为了不使宗室大臣们基于宗法而质疑。干脆学 “蛮人”断头纹身，表示自己已入蛮俗，没有了在治理礼仪之邦的资格，希望宗室与臣民死心塌地承认季历的地位。

　　泰伯和仲雍遵从父亲的意愿，为了国家和家族事业，甘愿舍弃自己的权利，把君位让给弟弟姬季历，表面上他离弃卧病中的父亲，但正是为着成全父亲的志向，为了弟弟的继承权不受质疑，而忍痛舍弃标志文明的衣冠服饰，自绝于礼仪，用心何其良苦。泰伯和仲雍以不孝不忠成就至孝至忠。所以他的行为为父母、兄弟，以及周人所称颂。孔子称赞说：“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在《三国志-魏志》中所记录当时日本的民风，以 “泰伯之德” 看来是不无缘故的：

　　“妇人不淫，不妒忌。不盗窃，少诤讼。”，“及宗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

　　

　　泰伯像

　　但最近，看到一则消息讲现在的日本自二战后，美国驻军以来，色情业发展迅速，色情人员的出口占世界前列。看来泰伯从中国移植去的“仁德”古风已被太平洋海面带来的大“洋”之风吹的 “昏天暗地” ，不知在现代的日本人拜见神社中的祖先时，是否还能得到祖先的庇佑。

　　泰伯和仲雍定当年进蛮夷之地后，居于太湖边的梅里。（《吴地记》：“泰伯居梅里，在阖闾城（今苏州）北五十里许。”）他们的贤能很快受到当地人的崇尚，不久就千有余家前来归附者，奉立太伯为当地的君主，称为吴太伯，自号“句吴”。这就是周朝时吴国的来历。太伯无子，去世后由其弟仲雍继位。太伯葬于梅里东之皇山南麓。武王灭商建立周王朝后，找到仲雍的第四代孙，封为列侯。

　　皇山、梅里山，就是今天的无锡县鸿山，梅里即是离鸿山不远的今天的梅村。东汉永兴二年（154年）四月，汉桓帝命吴郡太守麋豹监修太伯墓，并在泰伯故城中建造太伯庙，供人们祭祀瞻仰。至今那里仍存有规模宏大的泰伯庙，鸿山上的泰伯墓也保存完好至今。如果读者游历无锡，好德之人也不要忘了拜祭泰伯。

　　《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注：“无锡县东，皇山有泰伯冢，民世修敬焉。去墓十里有旧宅，井尤存。”

　　唐代《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常州条下记着。无锡县“东三十九里有梅里山，吴泰伯葬处”。

　　《三国志-魏志》中还记载当时的日本：“男子无大小皆黥面文身。自古以来，其使诣中国，皆自称大夫。夏后少康之子封於会稽，断发文身以避蛟龙之害。今倭水人好沈没捕鱼蛤，文身亦以厌大鱼水禽。”

　　看来当时日本人黥面文身，是承袭古越人的习俗。并讲的很清楚这是来自夏朝少康之子封地的习俗。

　　对于《三国志魏志》以及《魏略》中对当时在日本的见闻，我想真实性没有什么好质疑的，以3世纪中原人的繁华、发达和富足，对尚无人知晓的日本，想必除了如实记录，恐怕没有攀附的必要吧。不信者可以参看《三国志魏志》中一段记录：当时日本向三国时曹魏仅供“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而曹魏回赐：龙锦五匹、绛地绉粟罽十张、蒨绛五十匹、绀青五十匹，又特赐绀地句文锦三匹、细班华罽五张、白绢五十匹、金八两、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真珠、铅丹各五十斤。

　　14世纪初叶私撰《日本纪》的作者岩圆月。在书中采用日本来自“泰伯后裔”之说。江户时，日本汉学家林罗山的先祖曾奉幕府之命编日本史《本朝通鉴》，其第二七三卷亦公然记入“泰伯后裔”说。水户藩主德川光分看后下令删除，成为日本学术界很有名的一段逸话。林罗山在《罗山文集》卷首第一篇《倭赋》中依然坚持其先祖的这种说法：“唯吾邦之灵秀矣，神圣之所诞生……泰伯让而来矣，少康子止而不复……”

　　《历史日本传略注》的作者藤井贞干，《翁问答》的作者中江藤树，《三轮物语》的作者熊泽山等，都倾向日本人是“泰伯后裔”说。当然要说明的是《魏略》中日本称自己 “泰伯之后”，应该指的是吴越遗民，并不是说他们是泰伯直裔的子孙。

　　日本著名学者直江广治、铃木满男为日方正副团长的越系文化中日联合考察团，曾考察两国世代传承的古老习俗，并进行比较研究得出：日本在衣食住行和婚嫁丧葬等方面，具有中国越系文化的遗痕。从日本出土的古铜绎和古铜镜上，可看出古代日本盛行如我国河姆渡文化遗址发掘出的干栏式建筑。在考古浙东一带发现，浙东与古代日本，都曾盛行瓮罐葬的葬俗。特别是桐庐莪山畲族的古葬俗，与日本九州的十分相似：人死后要在枕边供一碗饭，饭上插三柱香，日本九州与莪山畲族两者相同，只不过莪山畲族要加盖一个荷包蛋，名曰“盖白”。日本学者认为东渡日本的族群很可能有古代的浙江畲族。

　　还有人发现，如果一群嘉兴人在一起说嘉兴话，和日语几乎没有多大差别。据语言学家考证日语中有很多词汇的读音和古吴语像似。如读“东京”等等。

　　一段日本人口激增时代的背后

　　在日本的历史上还有几个不可辩驳的现象存在，是值得我们研究日本人的血缘时注意的。

　　在日本绳文文化晚期（大约是公元前1、2世纪时），日本列岛上的经济生活发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变，一直过着穴居生活，以渔猎为生的人民，一举跨入发达的农业社会，从使用的劳动工具看，在短短地几百年里，日本快速经历了以前几千年没有完成的：打磨石器、木器、青铜器几个时代的更替，一举跨入了铁器时代。

　　日本考古委员会委员长江上波夫也曾说：由绳文文化向弥生文化过渡是一次质的飞跃………而创造了弥生文化的并不是日本列岛上的原住民，而是当时巳经具有高度发达水耕农业技术的外来民族。

　　按照相关研究：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人口平均寿命仅为18-20岁，奴隶制社会也只有20-30岁。而日本弥生时代人口飞跃激增数十倍。据日本小山修三教授的研究：“除北海道以外的日本全国人口在绳纹后期为16万1千人，而到了弥生时代陡增至60万1千500人” 。然而在生产力和医学都相当发达的中国，从夏朝初年到春秋战国之间的1600多年，人口增长也不过大约1.7倍。我想四面环海孤悬在一望无边浩瀚的太平洋的日本列岛。这段时期的人口增长，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是几乎是不大可能的吧。

　　考古发现日本千叶县加茂遗迹出土的独木舟，长7米，宽0.5米，距今约5千年，据研究这些船可能是外来文明到达的遗证。日本地理上与我国江浙最接近，前往日本“计其里程，当在会稽东冶之东”。

　　那留下这五千年前遗证，来到日本的外来文明是谁呢？想必肯定不是麦哲仑这样的西方探险家架独木舟而来吧？

　　《周易》中就称黄帝时即“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交通。”墨子也说“其以舟车何以为？本以行陵陵，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利。”在我国出土的距今七、八千年前的文化层中，舟楫已很普遍。河姆渡、钱山漾文化期，中国古人已广泛使用木桨。大连郭家村遗址曾出土舟形石器、船形刮削器等。这些表明一万年前的远古时我们先民有可能乘船渡过日本海峡。从中日出土的早期陶器的器形，花纹等相似性可进一步证实，如辽东半岛小朱山下层文化和后洼下层文化陶器以压印纹为主，有一定的刻画纹，类似于绳纹前期于日本关东西部流行的爪形纹，即用破开的竹子断面或贝壳指甲连续压制烧成的花纹。而前者的划刻平行线纹、叶脉纹、网格纹的直口筒形罐在日本中部地区胜坂式陶器中亦有此类型。

　　新石器河中国姆渡先民已使用木舟、木桨，其渔业捕捞已不限于内陆的江河湖泊，已经发展到近海沿岸，甚至到大海深处。因而有的学者认为，借助海流的力量和天文、地文导航，使用木舟由江南沿海直接到达日本确有可能，甚至认为一条神秘的海上之路可能是：从古会稽、句章（今鄞县）一带启航，途经古称蓬莱仙岛的东霍山、岱山、乘泗沿舟山群岛北部折向东北，在东经123度附近汇入黑潮暖流，飘航而至日本九州附近。

　　日本列岛的西部，邻近渤海、黄海，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站在朝鲜半岛的南端极目远眺，对岸能尽收眼底。天气晴朗时，对马岛、壹歧岛以及海峡对岸的九州，仅用肉眼就可以看清楚。不到200公里海峡，熟悉海洋潮流的人，利用顺风就能渡过。

　　日本人宫泰彦了曾指出：“日本海有一种左旋之回流，利用此种回流，可以由朝鲜南部古辰韩地方到达日本山阴。中、朝、日的古代使者都曾在这条航线上往来了近千年。北行航线沿岸不断出土有战国时燕齐的刀币，还有青铜剑、青铜戈、铜铎等，说明战国时已开通此航道。

　　中国在商代已有了海上的运输，周代时就已经开辟了沿朝鲜半岛西海岸的航路。通过海底沉船上的古币可以证明，那时就存在着从山东半岛经朝鲜半岛的南端到日本九州的古老航线了。

　　神田秀夫《日本的中国文化》：绳纹时代末期日本出现的早期中国移民可能是江浙一带的吴越先民。神田秀夫指出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公元前333年楚威王熊商灭越，致使大量熟悉驾驶船只的难民乘船东渡。这部分移民极可能成为此后规模巨大的秦汉移民浪潮的前奏。

　　于公元814年著成的日本《新撰姓氏录》中说松野一族是吴王夫差的后裔，日本古史料中也记述平安时代有吴王遗族居生活在都城内。

　　弥生时代对应的是中原春秋战国，秦统六国，楚汉之争的多事之秋。有些学者认为：那段中原历史既是胜者的功成名就史，也是败者亡命天涯的记事簿。吴灭徐，越灭吴，楚灭越，秦灭六国，汉灭秦……，逃命的贵族，还有百姓组成逃亡集团，逃亡的方向，目的地想必是根据出逃者自身的能力，理想愿望，准备情况，逃亡的紧急程度而决定的。四面环海的日本列岛，在当时不可能是人人可选的目的地，这也就成了某些有志之士开国拓疆的理想国。当然想逃到海上“世外桃源”的人，只能来自具备航海能力的地区。

　　春秋战国时期，设有专门管理造船的官员。船的种类甚多，有渔船、战船、运输船等等。如吴国水师的主力，其战船有大翼、中翼、小翼、突冒、楼船等。其中大翼船长十二丈（周和秦代的一丈约合现在的2.31米），宽一丈六尺，分上下两层。掌握航向及联络者3人，指挥由吏、仆、射、长各1人组成，共计载员91名。中翼船长九丈六尺，宽一丈三尺五寸可载员86名。小翼船长九丈，宽一丈二尺可载员80人。吴王夫差与齐、晋争霸时期，吴国从长江口一带北进运载数千人的军队，航渡千里突袭齐国的山东半岛。

　　战国时的齐、越两国，也具有先进的造船技术与航海经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秦融合了越、吴、齐三家海上强国的造船、航海诸技术，使造船业与航海业获得更高的提升。秦国在攻打匈奴时，曾从征调粮食经渤海船运入黄海，供给前线急需。这说明秦时的造船与航海技术具备相当的远航能力。因此在公元前500年左右，我国应该已经具备了从中国到达日本九州岛和四国岛的能力，并且一次可运载数千人。

　　《日本书记》、《新撰姓氏录》、《古语拾遗》等日本典籍中也都有记载，大批不堪秦末苛政苦役和战乱中流离失所的秦人，一部分走陆路取道朝鲜半岛东进直至九州；另一部分走海路从山东、江浙一带入海，渡黄海或东海至九州。

　　对于那时东渡日本，就不得不提徐福的传说。《史记》明确记载，徐福曾两次奉秦始皇之命，乘船泛海东渡寻找长生不老之药。汉代东方朔在《海内十洲记》中亦载有徐福乘楼船入海求仙之事。所以徐福东渡应该确有其事。

　　第一次徐福在琅邪上书秦始皇出海求仙后，即被秦始皇就地派遣率“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但徐福空手而归搪塞秦始皇说：礼薄而不能求得延年益寿，须“以令名男子，若振女与百工之事，即得之矣”。又说海中有大鲛鱼，所阻挡，必须派出神射的将士，前往协助。（以上提法均取自《史记》，虽为不同篇章所记，但都出自司马迁之手，我认为应该不会冲突，只是在不同篇幅时提法侧重不同而已。）

　　第二次为公元前210年，徐福带领“童男童女三千人”和“百工”“ 善射将士”，携带“五谷子种”，由秦始皇亲自从琅邪送出海，这一去徐福再也没有回来，而相传他东渡后“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很多学者都认为这“平原广泽”就指是日本的某一地。

　　许多日本学者指出，最早提出徐福到达日本的是中国五代时的义楚和尚。义楚在《义楚六帖》中明确提到徐福最终到达的是日本，秦氏（日本古代渡来豪族）自称秦人为徐福后代。义楚并未去过日本，他的记载很可能来自好友宽辅（日本醍醐天皇时代的弘顺大师，927年到达中国）的自述，我相信二位不打诳语的高僧作为讲述者与记录者，真实性必毋庸置疑。

　　《三国志·吴书》也曾记载:230年，东吴派大将卫温和诸葛直去夷洲及亶洲(今台湾)。但只到了夷洲，亶洲太远没能到达。并说亶洲在海中，徐福带领的男女数千人入海到此洲不还。法国人希格勒的著作《中国史乘中未详诸国考证》中指出亶洲即是日本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