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赖昌星环球人物
2012-4-18 10:47:46
访问量:2805752
重要提醒：系统检测到您的帐号可能存在被盗风险，请尽快查看风险提示，并立即修改密码。 | 关闭
网易博客安全提醒：系统检测到您当前密码的安全性较低，为了您的账号安全，建议您适时修改密码 立即修改 | 关闭
生死赖昌星
违法犯罪分子无论逃到哪里，终将被缉拿归案，受到法律的惩处。
时隔12年，名噪一时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主犯赖昌星被遣返回国。
北京时间2011年7月23日下午4时26分，随着赖昌星乘坐的班机安全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他的逃亡之路也走到了尽头。1999年“远华案”案发后，赖昌星举家逃往加拿大。此后，他在加拿大提出难民申请，一直在试图逃避法律的制裁。12年过去了，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赖昌星最终被遣返。
赖昌星逃往加拿大后，环球人物杂志一直都关注着他的动向，本刊驻加拿大特约记者黄运荣也多次采访他，了解他流亡海外鲜为人知的内心变化。这组报道回顾了赖昌星从发家到事发，从逃亡到遣返，印证了两句老话：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多行不义必自毙。
赖昌星被遣返前最后一次接受本刊专访
“我已经做了最坏打算”
口述 黄运荣（加拿大《环球华报》总编辑）
整理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刘娜
从1999年8月13日，赖昌星全家持香港护照以游客身份逃至加拿大，到2011年7月23日他被遣送回中国，我跟踪报道赖昌星已有12年了。
很多媒体同行问我，前前后后一共采访过多少次赖昌星？和他见过多少次面？说实话，我自己都记不清了，但少说也有三四十次吧。这其中，有一些是比较正式的采访，我需要提前和赖昌星沟通联系，并精心准备了一些尖锐的问题。比如，“你承认过去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吗？”“你现在是不是还有很多事情没讲？”等等，以至于赖昌星有时候很后悔接受我的采访，说我“像审问犯人一样”。也有一些是私底下的见面或是电话“问候”，这就谈得比较随意了，我会问他，“最近过得好吗？”“离开中国这么多年了，想念福建老家吗？”“离婚后成了孤家寡人，会不会重新成家？”……
加拿大时间2011年7月20日，是我在加拿大最后一次见到赖昌星，也是对他的最后一次采访。
一场历时近半个月的聆讯 2011年7月7日，赖昌星在温哥华的住所被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拘留，理由是他有逃亡风险，有不出席关于他是否被遣返聆讯的可能。
7月11日下午1点半左右，赖昌星身着红色囚衣、红色囚裤、白色球鞋，在两位庭警押送下，来到位于温哥华市中心的加拿大移民暨难民局拘留聆讯庭。联邦移民部代表在庭上指证称，赖昌星涉嫌违反有关假释的条款，并与有组织犯罪的人有接触。聆讯进行了4个小时左右。7月12日，裁判官宣布判决书，认为赖昌星潜逃机会不高，决定准其有条件获释。但很快，移民部又向联邦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暂缓假释，同时对假释令进行司法复核。这样一来，赖昌星第一次“释而未放”。
6天后的7月18日下午，第二次聆讯举行。新一轮的聆讯中，移民部找来新的证人、温哥华警察局特别调查组探员费舍尔出庭作证，称赖昌星在其居住的列治文市的大宅中涉嫌非法开设地下赌场，并通过电脑与澳门赌场连线同步赌博，还提供高利贷和按摩服务。但由于赖昌星当天没有到庭，而是通过视频参与聆讯，他的律师表示，移民部提出对其当事人不利的新证据，需要与当事人沟通后再作辩护，要求择日再审，并要求赖昌星可以到庭应讯。7月19日下午，聆讯重开，赖昌星的律师盘问移民部证人，移民部律师作结案陈词。但聆讯程序仍未完成，被拖到了7月20日。也就是在这次聆讯上，记者得以和赖昌星做了简单交谈。
与赖昌星的最后对话
7月20日上午10点左右，赖昌星被几位边境服务局人员带到庭上。他的精神看上去还不错，依旧穿着红色的囚服，但戴上了平时很少戴的黑边眼镜。
赖昌星像以前一样和我打招呼。他对我说，前一天晚上给我打了几个电话，但都没有打通。而我在7月19日晚上确实收到赖昌星7次电话，但都显示为“不明电话”。我每次接到他的电话前，都有一段语音提示，表明是赖昌星打来的，声明电话不收费，但会被监听，愿意接听就按什么，不愿意接听就按什么，等等。但奇怪的是，每次提示语音还未结束，电话就挂断了。
以下是我和赖昌星的对话全文。
赖昌星：我昨天打过几个电话给你。
黄运荣：是啊，但一接通就断线了，根本听不到你说话。
赖昌星：我打了好几个人的电话，都是打不通。
黄运荣：你试过换新的电话卡吗？
赖昌星：没用，每次电话还要花我一块钱的连接费。估计是他们做了“技术处理”。不让我给外面打电话，我也只能和律师联系。
黄运荣：这次是不是被看得很紧？
赖昌星：把我关在单人房间，一天只有一小时放风，而且不能与其他人接触，上哪儿都有两名边境服务局的保安看着。连洗澡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我只能“干洗”。
黄运荣：干洗？
赖昌星：就是只换衣服，不能用水洗澡。
黄运荣：在里面吃得怎么样？
赖昌星：吃不饱，也饿不死。基本上每天都是汉堡包。以前有时候一周还能吃一两顿中餐，不过也只是炒面而已。
黄运荣：你不是喜欢吃地瓜稀饭，也喜欢吃炒面吗？
赖昌星：能吃上就已经很不错了。
黄运荣：以前很少看到你戴眼镜，这几天出庭戴的眼镜，是从哪里搞来的？
赖昌星：我自己的。我本来有七八副眼镜。
黄运荣：他们允许你带眼镜进去？
赖昌星：可以。除了眼镜，其他什么东西都不让带。
黄运荣：你觉得这次的结果会怎么样？
赖昌星：移民局（移民暨难民局）的官应该会放我。你说呢？
黄运荣：我想也是。但联邦法院呢？你觉得怎么样？
赖昌星：在7月7日他们抓我之前，我就已经感觉不对劲了。前两天，有好几个人来家里看过。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回去就回去。
当天的聆讯一直持续到下午2时，裁判官宣布赖昌星有条件假释。但下午5时左右，假释又有了变数，联邦法院同意了移民部的“暂缓执行释放令”申请，决定继续扣留赖昌星直至第二天遣返聆讯举行。
7月21日下午，加拿大联邦法院作出最终判决，驳回赖昌星暂缓执行遣返令的申请，决定对其执行遣返令。这也意味着赖昌星最终要被遣送回中国。
“红楼”里的“地下关长”
赖昌星建立起的走私网络，给国家造成数百亿元损失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刘娜 张雷
“予以告知是什么意思？”2011年7月23日，当警方在首都机场宣布逮捕赖昌星时，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水平的他对逮捕令中的“予以告知”发出了这样的疑问，这给原本严肃的批捕过程带来了一些“喜剧效果”。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文盲，12年前一手遮天，制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走私案——“远华案”。
“从小就想着怎么赚钱”
1958年9月，赖昌星出生在福建泉州晋江市青阳镇烧厝村，家中兄弟姐妹8个，他排行老七。那时家里十分贫穷，一家人只能挤在很小的3间祖屋里。因为交不起学费，赖昌星直到9岁才上了学。不过，他对读书提不起兴趣，“从小就想着怎么赚钱”。据儿时的玩伴回忆，上学的时候，赖昌星常常带着大家一起卖油条、包子。别人觉得不好意思，他却大大方方。
读到小学三年级时，赖昌星就辍学了。书读不成，他就做起了小买卖。后来为了多挣钱，他跟着大哥到晋江、南安一带打工，干的最多的是挖水井。1977年，赖昌星回到烧厝村，和村民集资办起了汽车配件厂。靠着年轻肯干，他挣到了第一桶金。1985年，他又开了一个纺织厂，办得也是红红火火。弟弟赖水强曾回忆说，“那时候钱很多了，一年能弄到一两百万”。
本可以踏踏实实干下去的赖昌星，这时候不安分了。1986年，他成立了一个印刷厂，偷偷摸摸地印刷黄色挂历。事情败露后，他被泉州市公安局通缉，跑到香港避风。
到了香港的赖昌星，彻底“开了窍”。看到不少以前家乡的“农哥”，如今成了腰缠万贯的阔佬，赖昌星心里痒痒，羡慕不已。心想，他们怎么到香港几年就富得流油？一打听，原来不少是在“海上”起家的。赖昌星心中走私的念头，也就在那时萌生了。
后来，赖昌星结识了一位公安部门负责分管办出入境的“要人”。在这位“要人”的指点下，1991年，赖昌星举家迁往香港，成了香港居民。抵港之初，他创办了以房地产投资为主的一家公司。开始干得还不错，盈利也可观。但他念念不忘的仍是走私赚大钱，开始筹备成立新公司，为大规模走私铺路。
“赖关长”成走私大户
1994年初，经过在香港的一番“打拼”，赖昌星以港商的身份回到福建，成立了厦门远华电子有限公司。不过，公司的主业不是电子产品而是走私芯片。看到一切顺利，赖昌星又于1996年成立了厦门远华集团有限公司(下称“远华集团”)，走私范围扩张至植物油、石油、香烟、汽车、化工原料、纺织原料等。
经营走私，赖昌星可谓费尽心机。远华集团没有进出口权，赖昌星就以合作的名义，通过各种方式，先后利用厦门多家企业的进出口权进行走私。据报道，当年国有独资的厦门开元外贸集团有限公司就是远华的重要“合作伙伴”。1997年至1998年上半年，该公司与远华集团合伙，以货物进口不报关的方式走私植物油，总值超19亿元人民币。
为了生意做得更顺当，赖昌星不断地“招兵买马”，打通了多个政府部门，还在厦门修建了自己的走私据点——海鑫堆场。当时，远华的货物从港口拉到堆场后，海关里的“内线”会将事先圈定要查验的集装箱箱号告诉赖昌星，他随即命手下将装有香烟、汽车等高税率走私货物的集装箱掏空，再填进事先准备好的木浆等低税货物，以迎接海关“例行检查”。据说，当年在厦门海关缉私会议举行的同时，从会议室窗口就能看到远华集团的走私油轮正在卸油。
有了这样的便利，赖昌星又开辟了一项新的业务——“承包”走私通关。赖昌星对此进行了明码标价：走私一辆汽车要5万至12万元，走私一集装箱香烟要10万元，等等。后来，一些公司要走私成品油，甚至必须向赖昌星申请“指标”。走私得逞后，赖昌星再向对方收取70％的“抽成”。也正因此，在私底下，人们把远华集团称做厦门的“第二海关”，把赖昌星称做“地下关长”。
1998年，全国加大打私力度后，赖昌星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改用更为隐蔽的“不报关”、“伪报品名”、“少报多进”等方式继续肆无忌惮地走私。在他走私最嚣张的时候，平均3天就有一艘万吨油轮闯关卸油；每天有20多个集装箱的走私香烟落地；8000多台走私汽车从这里流向了全国其他地区；专为走私服务的地下钱庄每年换汇数以亿计…… 赖昌星如此疯狂地走私，远华集团屹立不倒，靠的是他苦心经营多年的一张官商勾结的“大网”。
赖昌星常说，不怕领导讲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熟悉赖昌星的人说，他很注意揣摩某些领导干部的爱好。“只要领导有‘爱好’，他就千方百计‘投其所好’。”
具体来讲，赖昌星拉拢腐蚀官员有三大招。首先，最惯用的手法是“金钱铺路”。对于“有用”的党政机关、执法部门的领导，他会经常以“过节费”、“加班费”、“压岁钱”、“借款”等各种名目行贿，动辄就是10万、20万甚至上百万元。他曾向一位“有潜力的小官”借5万块钱，还钱时付给其20%的“利息”。通过这饱含“人情味”的一借一还，委婉地把钱送到了对方手里。
其次，就是“巴结高官”。赖昌星走私获暴利后，频频出钱邀请高层人士到厦门“调研”，以此笼络官员。为了全面打开走私渠道，他还将市领导、海关、公安、商检等关键部门关键人物的子女、亲属招进公司，这些人基本上什么都不干，却能享受每年数万元的工资待遇。
最后，就是利用色情诱人下水。在厦门市湖里区，有一座外表平常的7层砖红色小楼，这是当地闻名的“红楼”。在赖昌星走私“红火”的几年间，这里天天灯红酒绿、异常热闹。据进过“红楼”的人描述，里面富丽堂皇，各种娱乐设施应有尽有——有豪华总统套房，有24小时循环播放的黄色影片，有可供两人同时洗浴的大浴缸——当官员和美女洗鸳鸯浴或上床时，赖昌星的手下会秘密用针孔录像机录下来，以备日后要挟之用。
就是使用这些伎俩，赖昌星的关系网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坚固，网罗的人士从政界、军方到公安、海关，无所不及。
举家逃往加拿大
不过，再结实的网也有破的时候。
1999年4月初，初春的北京春寒料峭，一封74页的举报信震惊了高层。这封署名为“一群伸张正义的人”在信中反映，以赖昌星为首的远华集团，大肆走私成品油、植物油、香烟等货物，案值高达500多亿元。信中还形容说，赖昌星一伙“走私成品油之多，足以满足厦门人游泳用”。同时，随信还列举了赖昌星走私关系网内20余个重要人物，其中涉及党、政、军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16人。
1999年4月20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对此作出批示，要求以海关为主，公检法参加，组织力量查办“远华案”。涉及内部人员职务犯罪的，由中纪委牵头彻查。
即便此时，赖昌星对自己还有足够的信心，相信一切还都在掌握中。据时任专案组副组长、前线总指挥的中国海关总署副署长牟新生事后回忆，当专案组秘密制定工作方案时，赖昌星还曾携带3000万元巨款三次进京，企图让有关部门停止查办厦门走私案。不过，这次赖昌星的伎俩没能得逞。
看事态已经无法扭转，赖昌星销毁大量证据，仓皇逃往香港。在香港，赖昌星一直与当时的厦门海关关长杨前线、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庄如顺等人保持着热线联系。见厦门“风平浪静”，赖昌星于1999年8月10日潜回厦门处理公司“紧急事务”。
其实，这是专案组为抓捕赖昌星使用的欲擒故纵手段，先撤离厦门，引其上钩。8月10日晚12时30分，专案组下令收网抓捕赖昌星。厦门公安局200名警员分成5队扑向5个点进行抓捕。但因为有人提前通风报信，赖昌星在厦门待了不到36小时后，就逃回香港。专案组扑了空。告密者正是庄如顺。
专案组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派人赴广东，准备由广东省公安厅联络香港警方，在香港抓捕赖昌星。此时，多年编织的关系网在最后一刻帮助了赖昌星，厦门海关关长杨前线向他通风报信：“你要从速飞离香港，不然就要成为砧上鱼肉。”1999年8月13日一早，赖昌星举家去了加拿大。
在赖昌星潜逃加拿大后的一年半时间里，经过专案组的深入调查，“远华案”基本查清。自1996年至案发，赖昌星走私犯罪集团在厦门关区走私进口成品油、植物油、汽车、香烟等货物高达人民币530亿元，偷逃应缴税额约300亿元。有600多人涉案，其中300多人被追究刑事责任，第一批就有14人一审被判处死刑。“远华案”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大经济犯罪案件。但作为主犯的赖昌星逍遥海外，一直没有给这起大案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逃亡日子真难熬
《环球人物》杂志驻加拿大特约记者 殷平
“一定要留下来”
1999年8月，赖昌星带着妻子曾明娜和孩子，揣着旅游签证逃到加拿大。当时，赖昌星一家是以香港特区护照入境的，最多可以待6个月，但签证过期后，他们不想离开。因为那时，大洋彼岸的中国，正在查办“远华案”，随着追查不断深入，多名官员被捕，作为主犯，赖昌星怎敢回来。
“一定要留下来！”这是赖昌星当时唯一的念头。2000年6月，他迈出了第一步，向加拿大政府提出了难民申请。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正式通缉赖昌星，要求加拿大尽快将其遣返。于是，赖昌星花重金聘请律师，展开了与加拿大政府的司法聆讯。
经过数月的调查后，2001年7月3日，赖昌星一家的难民申请聆讯第一次开庭。据参与此案的一位加拿大移民部工作人员回忆，当时双方律师都做了充分的准备，推着装满案件卷宗和材料的车子就进了法庭。整个庭审过程，都是用英文进行的，赖昌星夫妇一个字也听不懂。虽然旁边有耳语同传的翻译，但语速快，又多是专业问题，他们听得累了，后来干脆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此次庭审后，直到2002年6月，加拿大难民法庭才对赖昌星一案作出判决，驳回了赖昌星的避难申请。据说，这份判决书长达294页，是加拿大有史以来篇幅最长的难民案判决书。
赖昌星当然不会就此罢休。2002年8月再次提起上诉，两年后败诉再度上诉，直至2005年9月，最高法院拒绝了再审赖昌星难民申请上诉案的请求。最高法院新闻发言人当时对媒体表示：“赖昌星和他妻子不值得信赖，他们所提供的证词也不足采信。赖昌星是一个普通的罪犯，所以不能受到难民保护。”加最高法院的这一决定意味着，赖昌星的“难民资格”官司司法程序已经走完。
难民申请失败，赖昌星就成了非法居留者。随后，加拿大移民部启动了遣返赖昌星的风险评估。而这个充满司法角力的评估，从2005年起到他被遣返，长达6年之久。
2006年5月，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宣布，移民部已完成赖昌星的遣返风险评估，认为他回中国没有被判死刑的危险，准备将其拘捕，启动遣返程序。就在拘捕的当天，赖昌星看到外边来了许多辆警车，不仅有移民部的，还有一批荷枪实弹的紧急应变部队士兵，他越想越觉得不大对劲，竟一头朝旁边的钢柱子撞去，“装死”不动了。事后，赖昌星说：“我以为是要把我直接送往机场，绝望之下，就撞了柱子”。不过，这一撞，赖昌星也侥幸逃过一劫，他的律师随后向联邦法院提出延缓遣返，要求对遣返前风险评估进行司法复核。
此后，是个漫长的司法过程，虽然此间中国政府承诺赖昌星回国不会判处死刑，但遣返之事还是没有转机。直到2011年3月，中国对加拿大做出了“公开审判、探视保证”的承诺，允许加方人员参与审判并享有探视赖昌星的权利，赖昌星案才最终出现转机。
为什么能“赖”这么久
赖昌星案一拖再拖，主要还是加拿大司法体制的问题。
加拿大是世界上对难民收容最友善的国家，任何没有合法入境身份者抵达加拿大后，都可以提出难民申请。连加拿大移民部长都承认，加拿大的难民人道制度已经被滥用，成为“制造”难民的祸首。
赖昌星身为中国头号通缉犯，犯下的又是走私重罪，怎么可能符合难民申请条件？按照加拿大的司法体系，只要你愿意、付得起律师费，就有权利用司法程序，一路打到最高法院。所以才有了赖昌星前后诉讼的11年。
不过，政治因素也发挥了微妙的作用，不容忽视。虽然加方多次声称，赖昌星迟迟未能遣返，不是行政问题，但就在加拿大外交部长贝尔德7月16前往中国访问的前9天，移民部迅速拘捕赖昌星，并很快将案件送入司法程序，确保赖昌星没有机会潜逃，一定要将人交回中国。怎么会这么巧合？路透社的报道说出了弦外之音：“赖昌星案在加外长访问中国时再度提起，就是（加方）希望增强对中国的影响力。”但曾经担任加拿大驻华使馆参赞的查尔斯伯顿认为，这纯粹是巧合，加拿大的司法从来不可能因任何政治压力有所改变。他说：“过去，外界担心赖昌星遣返回中国后会受到不公平待遇，但经过一层层司法把关检验，如今大家可以信任加拿大法官的判决……是赖昌星面对中国司法的时候了。”
战战兢兢的12年
刚到加拿大时，赖昌星依然出手阔绰，曾斥资130万加元（约合879万元人民币）购入位于温哥华的一幢上千平方米的花园式豪宅，还多次出入温哥华唐人街和西区百老汇街的赌场豪赌。有人说，赖昌星之所以过起有如“红楼”一般的生活，是因为他刚到加拿大，误判了形势，以为可以太平无事。赖昌星后来回应说，自己是为了排解恐惧心理，所以经常白天泡赌场，晚上回酒店给国内打电话了解案情。“特别是在头两个月，我每天都听到很多不好的消息，说不怕是不可能的，但也不想多想，只好到赌场去麻痹自己了。”
在加期间，赖昌星也不自由。2000年11月，加拿大移民部以非法移民罪将赖昌星夫妇拘捕，直到2002年6月才获准有条件释放。同时，对是否继续关押赖昌星夫妇作出了比较严苛的规定：两人缴纳8万加元 （约合54万元人民币）保释金；禁止去赌场或与黑帮成员发生联系；必须待在公寓中，每天可外出3小时；另外，要定期向当局报到。
之后，当地人也只是偶尔在超市中碰到赖昌星，据说看上去有些虚胖，目光游移，已经失去原有的“霸气”。不过，他倒是喜欢跟记者做朋友，聊聊近况，发布自己的一些消息。
赖昌星接触媒体当然有自己的目的。他喜欢跟一些英文媒体的记者打交道，因为他们的关注点不是赖昌星犯下的严重罪行，而是他回中国所要面对的审判。赖昌星很聪明，即使英文不好，也懂得利用英文媒体多曝光，让加拿大社会舆论都认为他是个“不该死”的人。
加拿大最大英文报纸《环球邮报》的一位记者就曾这样形容他：“赖昌星只是一个走私犯，而且走私的东西都是烟酒等，并不是枪支毒品。他从来没有杀过人，没有什么害人之心，只是想多赚一些钱。在当年的中国社会环境下，很多商人像他一样找漏洞赚钱。”在记者的眼中，赖昌星是有罪，但罪不至死。
如果赖昌星这样低调地过日子，或许可以赢得更多人的同情。可惜，今年7月赖昌星再度被拘捕后，温哥华警方爆出，赖昌星和帮派有染，不仅经营地下赌场，还做高利贷生意，这让诸多媒体大吃一惊，也彻底颠覆了赖昌星一贯的平凡低调形象。温哥华CKNW广播电台主持人就曾尖锐地质疑：怎么会让一个中国逃犯在加拿大逍遥这么久呢？非法居留的人还可以开赌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赖昌星当然不愿承认涉嫌任何犯罪活动，但这几年他也的确是新闻不断，比如之前传出与一位名叫李萍的女子有过债务纠纷，黑社会华裔女老大殷东斯的死亡也和他扯上过关系。赖昌星想平静过日子，似乎也没那么容易。
也是在加拿大期间，赖昌星和妻子曾明娜离了婚。曾明娜小名美好，和赖昌星是晋江老乡，同镇不同村。两人结婚时，曾明娜还不满18岁。婚后，两人育有2子1女。此前有报道称，曾明娜虽然不识字，在生意场上却很精明，是赖昌星的得力助手，一手掌握财权。但2年前记者采访他，谈及此事时，赖昌星说妻子就是一个家庭妇女。对于离婚，赖昌星说，是他提出来的，这样对妻子和孩子都好。2009年5月，离婚后的曾明娜带着23岁的女儿回到中国。有分析说，曾明娜回国，不排除是为赖昌星“投石问路”。
事实上，在遣返前，赖昌星在加拿大已经是孤家寡人。他曾经感叹：12年了，虽然大部分时间没在牢房里，却也从没有一天感觉是自由的。如此看来，结束逃亡，对赖昌星而言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遣返赖昌星的意义
维护我主权，表明反腐决心，威慑外逃贪腐分子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刘娜
赖昌星的成功遣返，无疑为我国海外追逃迈出了重要一步。但这仅仅是个开始，遣返之后的赖昌星命运又将如何？他会得到怎样的判决？他带走的大量资产还能被追回吗？为此，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专访了中国犯罪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顺安。
环球人物杂志：赖昌星现在已经被遣返回国，从法律角度，您怎么看这一事件？
王顺安：赖昌星被遣返是迟早的事。对我来说，不惊也不喜。接下来等待赖昌星的，将是必须的、应有的，只不过有些迟到的审判。
环球人物杂志：赖昌星12年后才被遣返，说明中加两国在司法领域中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王顺安：首先，因为中国和加拿大之间没有引渡条约。如果双方存在引渡条约，引渡罪犯就是双方的义务。在没有这种法律条文的情况下，我国提出的引渡要求只能由加方决定。而加拿大的法律审判程序本身又比较复杂，这就给了赖昌星“赖”在加拿大的机会。他以政治避难等为由，不断地打官司，用司法诉讼拖延了时间。
其次，中加两国文化、制度的差异，以及两国间的利益制衡，也是重要原因。我国对打击走私、惩治腐败的决心历来比较坚决，“远华案”中一些严重违法的要犯已被依法执行死刑，这却被加拿大等西方国家视为不尊重人权，对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司法人权保障存有疑虑。
环球人物杂志：目前，赖昌星可能被关在哪里？审判会在北京还是厦门进行？
王顺安：赖昌星应该暂时被关在北京的看守所，这在司法领域被称为“未决羁押”，是保证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特殊手段。至于对他的审判，应该先会在北京进行过渡，之后为了便于取证，保护证人，不排除回厦门审判的可能。
环球人物杂志：您认为，赖昌星会被判处什么罪名？
王顺安：目前，赖昌星披露出来的罪行主要是走私普通物品罪和行贿罪。按照今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我国已取消了13个经济犯罪案件的死刑，走私罪7个死刑罪名中有4个也被刚刚废除，其中就包括走私普通物品罪。而我国对行贿受贿的量刑，一直都是重受贿、轻行贿。再加上我国已经向加方承诺，不判赖昌星死刑。因此，他死的可能性不大。
环球人物杂志：除了追回“人”，那些流失的资产同样值得关注。您认为被赖昌星转移出去的资产还剩多少？能被追回来吗？
王顺安：一直以来，大家对赖昌星的“富”与“贫”猜测很多。有人说他曾在加拿大购置了豪宅，进出赌场很阔绰；也有人说他租住在公寓里，生活全靠朋友接济。但我认为，赖昌星当年走私金额高达530多亿元人民币，即使他在加拿大如何“及时行乐”，也不可能12年就挥霍一空。只是这些钱现在去了哪里、剩下多少还是个谜，没人能说得清楚。
至于资产的追讨工作，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确立的返还资产原则，只要能通过合法途径证明赖昌星转移出去的大笔资产是我国所有，就有可能被追回，只是实施起来很困难。比如，举证、判断财产的属性，等等，都很复杂。
